量刑规范，是《人民法院报》社推出的2011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关键词的第九项。

在十大关键词中，如果说案件评估和案例指导，是法院自身非常专业的词语。量刑规范，其本身词语虽大家都容易听懂，但却是法院独有的职能。除非法院，没有任何机关和个人可以判处他人刑罚。

目前来看，量刑规范化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(试行)》，以及“两高三部”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(试行)》的出台和施行。从两个《意见》的内容来看，“两高三部”的意见是原则性的，而最高法的不但有原则性，更有已经细化的实用性。解读这一关键词时，有专家说，仍有部分地区存在“估堆量刑”等等量刑不规范的现象。  

是的，我们应当承认，量刑不规范现象在两个《意见》出台之前，一定比现在的情况严重，出现的频率也一定会高的多。然而，意见出台之后，从形式上来看，如何量刑显然规范多了。可是，量刑的规范化措施出台，不等于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公平和正义。我们要知道，公平和正义才是法官们追求的目标，更是广大人民群众衷心的期待。假若量刑的规范化，实现的仅仅是办案方式、方法包括刑期的规范（可细化到一个月、两个月），就给人以舍本逐末之嫌。当然，这样解释，有人可能会误认为这是反对量刑规范化，需要说明的是，肯定不是，恰如梁启超先生写了一篇关于科学的文章，特意交代，其作文的目的意指，既不承认科学破产，亦非承认科学万能。前述之意与此同。

这样一说，可能读者会犯糊涂了：你究竟想表达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用指导性《意见》的形式规范量刑，总觉得缺少应有的力度，是否应该上升至更高的层次。作为基层法官，没有研究过刑法比较健全的其他国家的刑罚适用，但可以通过法制刊物了解到，有些国家的罪名规定的比较细，自然量刑就直接体现在立法的要求上。我们可以举两个方面的例子，一是一些国家的嫌疑人因一次犯罪行为，可能会触犯很多罪名，并受到相应指控。我们国家刑法理论上有吸收犯、结合犯、牵连犯，实践中，有重罪吸收轻罪，有法定的一罪，最终只以某一项罪名起诉、判处刑罚，是否从根源上就为量刑不规范及至影响公平和正义埋下了伏笔。还有一种情况，连普通老百姓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，我们经常可以在美国的法制类影视等文艺作品里看到，某人被以一级谋杀指控。于是，大家想，有一级，就有二级或三级（实际是只有一级、二级），或其他名称。于是显示出，虽然都是“谋杀”，却有不同的罪名。在我国，只有一个罪名：故意杀人罪（过失好像不能纳入“谋”的范畴）。举此二例，还是为了证实此前的论述，从立法这一源头环节做好量刑规范化；以指导、意见的面目出现，莫若考虑从源头做起。

但即便如此，某些案件的量刑，本应在“规范”的范畴，却依然会出现不“规范”的结果。这里，仍不妨举两个或许有些极端的个案。

一是被法学界、司法界、企业（私营）界、金融界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吴英集资诈骗案。且不说一、二审及重审终审的结果，仅就集资诈骗罪本身，死刑废与留之争由来已久，吴英案的出现不过是又一次把必须决断的具体案件摆在了法院、法官的几案上。终审的结果，似乎倒向了废止一方（尽管是死缓）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就目前的法律而言，恐怕只有最高司法机关才有权指出一、二审量刑不当。但，我们还要承认，大前提是死刑，缓亦或不缓确是一个难题。如果说刑法早已取消了该罪的死刑量刑，吴英案或许根本不会引起如此高的关注度。讲到此，还有两种对比意见不能不说。其一是目前社会广泛关注的嫖宿幼女罪，很多人认为应当取消该罪名，其理由是幼女没有性能力，即便是民事上，幼女也是限制行为能力的人，别说性交易本身是违法行为，即便不违法，以幼女的识别能力，不能因嫖客的出资改变其违背女性意志的性质，所以应以强奸罪论处。如若如此，嫖宿幼女罪便不复存在，量刑过低问题自然随之迎刃而解。其二是把集资诈骗罪与盗窃罪类比，集资诈骗的受害人往往是出于获利目的（有些是已经得到了高息），不说有过错，至少有过失，最低限度来说，其拿出钱也是主动的，是为了从被告人哪里获取好处；而盗窃的受害人则是“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”，但盗窃罪无论数额大小均无死刑。

二是云南高院改变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二审改判死缓，重审后维持一审结果的李昌奎故意杀人、强奸案。二审结果公布后，可以说社会是“一片哗然”。有专业人士依据法条、案情缜密的论证，有社会人士出于案情入情入理的分析，还有不太理智的谩骂之声。身为法官，甚至是出于对云南高院某些领导法学专家身份的认同，猜测他们在回答社会质疑时，一定会给出合法而又入情入理的解释。可事实证明，慎杀、少杀的所谓办案理念之于本案没有说服力，十年后的标杆意义更令人“哑然惊惜”。以此为例，主要是意在说明，量刑规范化即便规范的再详细，依然难以避免公众不愿看到的结果。可目前情况下，鉴于我国的法治状况，量刑规范化的出台，不能不说是应急之举。但又回到目前的法治状况，回到法官的状况，以及其他很多现实性的问题，量刑规范化的出台又不失解决现实问题的良策。

规范，是法治的应有之义。然而，量刑这项工作，毕竟不同于工厂车间生产产品。如果说立法是源头，指导意见只能算是一种落实方法，其中的根本，则在于人——人民法院的法官。